行政裁量权基准，是近年来伴随着裁量权治理转型而在我国执法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兴制度，旨在通过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权的具体行使标准来实现对裁量权的自我规制。作为一种执法实践创新，行政裁量权基准植根于中国本土实践，凝聚了地方基层执法者的智慧，并“自下而上”、迅速成为我国法治建设推进过程中最具价值和生命力的一种新型裁量治理模式。面对我国行政实践中大量涌现的行政裁量权基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第一部从国家层面统一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行政裁量权基准的法治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将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提出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并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其中，构建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成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政府理论的重要内容。
《意见》的出台是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 — 2025年）》提出：“全面推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2021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 — 2025年）》提出：“全面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本地区各行政执法行为的裁量范围、种类、幅度等并对外公布”。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为出台统一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了时间表，其中提出：“2021年底前制定出台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推动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加快明确执法裁量基准”。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裁量权基准由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任务逐步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即以国家的战略部署推进行政执法改革，通过行政裁量权基准来规范行政执法活动，在严格执法的目标引领下实现行政执法的平等性和正义性。《意见》的出台对行政裁量权基准的制定和管理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战略性安排，是对“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决策的具体落实。
《意见》的出台反映了我国基层行政执法实践对规范行政裁量权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8页。权力有被滥用的倾向，而这种滥用的倾向在裁量权的行使中尤为突出，因为裁量权通常被狭隘地理解为已经解决了合法性的问题。行政裁量是行政权的核心，贯穿行政权运行的始终。基层执法实践中面临着比较突出的“执法随意、裁量不公”问题，形成了制度化控制裁量权的现实需求。现有的控制机制包括立法规制、司法规制与行政的自我规制三种模式。然而，立法不可能穷尽一切，司法控制行政裁量亦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行政机关自我控制的方式则具有灵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的优势，体现了裁量治理模式从规范主义向功能主义的转型。②周佑勇：《行政裁量治理研究：一种功能主义立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伴随着这种裁量治理的转型,通过设定具体化的裁量权行使标准来实现对裁量权自我控制的方式，为限定、建构和制约行政裁量权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在规范行政裁量权、体现公平正义上具有较好功效，因此很快获得了基层执法部门的广泛认可和青睐，并得以在全国迅速发展，“呈现出多种类、多领域和多层次的发展态势”。③周佑勇：《行政裁量基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但是，各地各部门对裁量权基准的制定仅局限于较为微观和局部化的角度，缺少体系化设计。《意见》对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的总体要求、制定职责权限、基准内容、制定程序、管理和保障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性规定，回应了统一规范行政裁量权的现实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