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十四五”规划提出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目标。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基层治理模式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而基层治理创新在其中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顺应数字化发展大背景，引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来赋能基层治理，还是通过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标准的职业化队伍，以此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质量及效率的整体提升[1]，都需将基层治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基层是距离民众最近的地方，也是最能切实感受民众需求的地方，只有通过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更好满足民众需求，有力保障民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进一步提升民众的满意度、认同感和归属感。
随着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在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发展下已凸显出诸多局限。如何突破传统基层治理的瓶颈局限，构建基层治理新模式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以xx镇xx村为例，基于已有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数据，探讨基层治理新模式。结合xx村自身特有优势，以及社会发展大趋势，提出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两条腿”协调走路，充分发挥村集体和个人双重推动力等新模式，助推基层治理更好顺应时代发展要求。通过自治与多元化治理等新途径，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及水平，以实现基层治理的最大作用力。
二、国内外已有文献研究回顾
（一）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基层治理的研究，国内已有研究在治理主体上呈现多元化态势，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而基层政权建设、包容性发展理念、治理体制创新、村治转型等研究主题也日益丰富；研究取向方面，向社会管理、社会自治、合作治理等取向发展[2]。从新中国成立起，党组织突出强调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探索。窦玉沛（2014）在《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以1949年为起点，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划分为政府“管控型”社会管理、“党政主导型”社会管理，以及新时代社会治理三个阶段进行阐述[3]。陈鹏（2018）在《中国社会治理40年：回顾与前瞻》中以1978年为起点，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分为社会治理管控阶段、经营阶段、管理阶段以及治理阶段四个阶段进行阐述[4]。何海兵（2003）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中则是基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进行划分，阐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向社区制的转变[5]。这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过程进行划分，但总体而言我国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逐步由权力集中向权力下放趋势发展。
（二）国外研究现状
相比于国内，国外学术界较少对“基层治理”下定义，而更多是研究“社区治理”。对社区的研究，国外最早起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他在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中对社区进行系统的阐述，他认为社区成员具有关系密切、强烈互相认同感的特征，社区是作为社会最为基础的组织形式。英国学者斯托克就治理机制的主题进行分析，他在代表作《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中指出，治理机制不仅仅是依靠具有政治权威的政府实行管理，还包括非政府力量，也就是社会当中的民间机构及其行为者。McCLusky认为，对社区问题的全面思考和讨论是谁去解决问题的基础，社区居民也应加入到社区治理中[6]。在社区自治的实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