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激发农户内生动力［1］，强调要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农户内生动力，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提升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也是不断推动更多农户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早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为此，我国从产业扶持、专业组织培育和技能培训等多个维度采取了积极措施，但农户内生动力不足仍较明显，如何激发农户内生动力仍然是推动“三农”持续稳健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2］。
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3］。资本缺失会带来能力缺失，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一种制度创新，普惠金融能同时从资本和能力两个维度为农户赋能。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普惠金融能够降低贫困发生率和不平等程度［4］，并能有效缓解贫困家庭面临的资本约束，帮助贫困家庭拓展收入来源，改善收入分配和优化消费结构［5］，从而使农户拥有更多信心和动力为更加美好生活而努力［6］。也有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参与可通过激发农户有抱负的希望并通过持续强化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例如，Garcia等（2020）以希望作为农户内生动力的代理变量，利用塞拉利昂1295名贷款农户的数据证实小组联保贷款模式下的每周例会能促进农户间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联结，进而激发农户的希望［7］。Khalequzza-man等（2023）也发现，孟加拉国的小组信贷模式能够激发参与农户的责任感和公正感，进而提升农户希望［8］。但Cecchi等（2022）的研究指出，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希望的影响存在时滞，短期内农户希望难以改变，且普惠金融对农户希望的正向影响极易消散［9］。
以上研究为普惠金融参与正向影响农户希望提供了他国经验支撑，但普惠金融参与为何能影响农户的希望，激发其内生动力，现有文献并没有提供学理支持，关于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的路径和异质性，现有文献也缺乏坚实的实证检验。随着普惠金融业务的推广和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入，其多样化的业务也不断向农户渗透，而现有文献多以信贷作为普惠金融的代理变量，无法全面衡量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制度逻辑视角，理论演绎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内在机理和路径，并实证检验影响的路径和异质性，为优化我国普惠金融政策，促进我国乡村内生发展提供经验依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现有文献多基于缓解外部资本约束视角探讨普惠金融参与的经济效应，本文利用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从缓解内部心理约束视角探讨了普惠金融参与对农户内生动力的影响，拓展了普惠金融参与的效应研究；二是现有文献多通过案例研究证实普惠金融参与的社会效应，本文引入制度逻辑视角，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机理和路径，能为普惠金融参与的社会效应提供学理支持；三是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信贷参与对农户的影响，本文将贷款、存款、保险和理财一并纳入普惠金融的测度指标，能更精准地反映普惠金融参与情况，并利用一手调研数据证实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希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机制及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优化普惠金融政策，提升普惠金融参与效应提供经验支撑。
二、理论分析
制度逻辑是经社会建构、具备历史权变性、有能力规范组织或个人行为的物质实践、价值和规则体系，能够解释制度如何既约束又促进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具体而言，制度逻辑可通过影响个体的注意力配置激活其在特定情境下的身份和目标，进而改变个体的认知、态度与行动，并使个体之间通过信息交流、资源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赖形成各种社会实践和结构［10］。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可以通过制度逻辑塑造农户的行为逻辑，进而影响农户的希望水平。而根据自我决定论，个体的内生动力来源于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性，当这三个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个体的内生动力就会被激发并不断增强。希望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强调个体对目标实现的积极预期和动机。怀有希望的个体会主动（自主性）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能力感），并在遇到困难时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关联性）。因此，希望水平的高低能够体现个体内生动力的强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