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北地区包括张家口、承德、唐山三个城市区域。河北古称冀州（《禹贡》），简称冀，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左传昭公四年》），这也表现出古代冀州之北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成为历年来兵家必争之地，常见征伐使冀之北部游牧为特质的突厥文化，南部中原文化在这块区域的相互交互与融合，形塑了具有冀北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风格，构建了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系统，演化生成了燕赵文化、和合文化、直隶文化、弄潮文化、太行文化五大文化脉系。长期以来，冀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也是河北全面实现脱贫攻坚、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冀北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经历了“救济式扶贫→经济改革式减贫→开发式扶贫→攻坚式扶贫→精准扶贫”的发展历程，实现了全面脱贫的战略目标，正步入乡村振兴的新时期。
在冀北民族地区扶贫建设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扶贫实践经验、脱贫攻坚成果，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档案资料，这些丰富的脱贫攻坚实践的成果档案资料如不加以整理与保护，将面临逐渐或永远消失的可能。因此，对脱贫攻坚实践成果档案（或将成为脱贫攻坚遗产档案）的整理，即成为后扶贫时代尤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巩固推广和经验总结工作。通过档案史料展现和弘扬“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1 国内外扶贫相关研究概述
贫困是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自S.Rowntree提出绝对贫困，Runciman提出相对贫困概念以来，关于贫困的消除与治理开始引起诸多专家学者对反贫困、扶贫研究的重视，在实践层面上，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世界各国的扶贫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1.1 国外扶贫研究概述
1.1.1 国外扶贫模式
扶贫实践主要有三种模式，即：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的农村“发展极”扶贫模式，提出在确定扶贫对象时，要锁定扶贫重点，并给予政府支持，巴西、智利、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家多采用这一扶贫模式;美国经济学家斯特雷坦（Paul Steretein）提出的“满足基本需求”扶贫模式，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为目标，给予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卫生、生活帮助，并帮助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这种扶贫模式主要在印度得以施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扶贫模式是直接对贫困人口进行福利发放的一种制度，社会保障扶贫推广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性国家，采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直接或间接救助，健全反贫困救助体系和弱势群体利益诉讼渠道。
1.1.2 国外产业扶贫
梳理国外产业扶贫实践经验，如：日本、美国、法国、丹麦、巴西等国家，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产业扶贫方式，依托地方自然资源优势，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业，如：美国的粮食补贴、农业保险、订单式合作种植;日本政府为解决偏远贫困地区农民低收入不平衡问题，也采用直接粮食补贴的形式进行帮扶，并成立农业协同组合，专门给农民提供生产、销售和种植技术，另外，为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出台《农业灾害补偿法》，通过法律制度层面为保障农民稳定收入保驾护航;在农产品加工业扶贫方面，法国高度重视农产品、畜牧、水产品深加工，实现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也是国内发展最快的产业形式之一;另外，印度、巴西等国家也通过建立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增加农业附加值。在农村旅游业扶贫方面，Scheyvens认为，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有效路径，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具有旅游业开发的天然优势，如：毛里求斯、阿巴拉契亚地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了全面脱贫。
1.2 国内扶贫研究概述
我国真正的扶贫工作实践应当说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在国家扶贫工作开展初期，国家制定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和高级合作社等，但在增加农民收入水平方面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全国范围内的扶贫工作举步维艰。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得到逐渐解决，从全面普及贫困到区域贫困、局部贫困、全面脱贫的演化程式，确定了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历程，对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梳理如下。
1.2.1 中国反贫困治理的研究
我国反贫困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减镐（1982，7）从改善山区贫困面貌的角度提出农业环境改造、交通网络化、山区园林化的治理措施;直到2000年以后，学术界对反贫困治理的研究才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2013年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贫困治理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如：张欣（2015，1）、郭佩霞（2014，3）、唐任伍（2020，1）等，在分析后进准扶贫时代贫困成因的基础上，从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制度安排与实践路径等方面提出中国反贫困治理的意见和建议。
1.2.2 中国扶贫模式的研究
受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动的影响，加上国家政策扶持与地方帮扶很多地区贫困得到有效解决，但由于历史、社会、地理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贫困与反贫困成为中国扶贫工作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确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赵昌文（2000，6）对中国的扶贫模式进行了分类，从扶贫主体角度可分为：政府主导扶贫模式、企業主导扶贫模式、对口扶贫和民间扶贫;从扶贫客维度可分为救济式和开发式两种模式扶贫;从扶贫要素方面进行分类，可分为物质扶贫、文化教育扶贫和信贷扶贫;在扶贫地域层面可分为就地扶贫和异地迁移扶贫。近年来，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扶贫模式，如：段莎（2021，2）提出的“非遗+创业”精准扶贫模式，王家祥（2021，1）的“四带一自”产业扶贫模式，另外还包括“五帮扶”模式、“产、教、就业”一体化扶贫模式、“生态扶贫”模式等。
1.2.3 民族地区扶贫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非常重视，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前所未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在实践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董家丰（2014，5）在对少数民族地区信贷扶贫的研究中指出，要建立民族地区信贷网络扶贫机制和信贷精准扶贫机制、管理机制和经营机制;杨定玉（2016，2）在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问题的研究中认为，扶贫治理机构不完善，扶贫资源边际效用递减，资源传递内耗过大，扶贫项目的权属模糊，精准识别能力不足和精准帮扶的差异性不突出等问题。
综上，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落后发展国家都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不断探索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扶贫模式，以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异、保障社会公平、维持社会稳定。在理论研究方面，针对贫困成因及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我国在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方面应当说取得了较大进展，积累了丰富经验。2019年全国政协第七次重点问题关切会上，围绕“打赢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把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重点，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底已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目标，但扶贫工作实践经验成果和大量重要工作文件档案资料需要专人进行整理，为下一步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
